贾樟柯：我觉得首先它是自然的生活里发生的情况。因为过去的30年里面开始，我周围很多朋友都移民了，然后《天注定》以后我去各个国家宣传，有机会去到那里，也有机会就看朋友。因为他们出国之后他们的生活情况我也不是太了解，特别是我老家山西的那些移民出去的朋友，我在华盛顿、纽约、多伦多、墨尔本这些城市去了很多次，看了很多。这个情况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生活里面发生的情况，因为的确大家选择去国外生活已经不是一个太新鲜的事情了，那是发生在当代我们生活里面的事情。

比较让我想的多的是移民之后的情况，像语言的问题是我最早关注到的，因为有一些我的朋友，他们跟孩子没有办法交流。一般来说都是夫妻俩有一个英语还可以，那妈妈或者父亲就在这个家庭里承担着翻译的一个工作。但是有时候感情会改变，生活也会发生意外，有时候可能离婚了或者发生了意外，这么亲密的血缘关系的父子或者母子、母女就没有办法沟通了。这些我觉得是生活给我们的一些情况，我们并不是说刻意的以前我拍山西，拍三峡，现在我再拍到国外去，而是说现在比目皆是这样的朋友。自然地，电影里就会开始把这空间扩展到海外去。

其实我不是太认同《山河故人》跟《三峡好人》很相似这个观点。我觉得这个电影跟《三峡好人》差距非常大。大在哪里呢？《三峡好人》看起来是一个情感故事，两个人都是情感有问题，但实际上它的着力点还是人跟环境的关系，还是社会背后的变迁、拆迁、大的工程，这些发生在我们生活里比较蛮横的事情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影响。而这次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情感本身，我觉得是我从影以来第一次社会性非常淡。当然人不会没有社会性，每个人都是社会人，但是我觉得《山河故人》还是比较纯粹地聚焦在情感上面。我当时觉得特别想拍一个情感剧，可能是跟年龄有关，因为我今年45岁了，以前青春的时候大家都无知，都甜蜜，都快乐，对爱情有崇敬。那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品尝到苦涩，你会发现时间带给我们很多懊恼、后悔。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我觉得需要拍一部情感故事，所以这次我觉得跟《三峡好人》不太一样的是，我觉得社会性是退在远点，当然我从来不割断人跟社会的关系。

贾樟柯：提到流行音乐，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时代机遇的问题。电影中用了两首歌都是老歌，因为这个故事发生于90年代，这两首歌是我90年代最喜欢的歌，它是我时代定位的一个密码，一听到《Go West》我就想起我大学时候，1995、1996年中国刚刚开始有迪厅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曲子。所以这个电影的开头是90年代，我很自然的想到了迪厅时代，想到了这首曲子。《珍重》也是那个时代写的歌，但是这个歌它不是随这个时代就消失的，它在我们记忆里面，所以它会延续在整个片子里面。

贾樟柯：我觉得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对感情这个内容更加关注了。因为过去的影片也是非常关注个人的，把个人的很多方面都关注到了，社会性的一面也是在考察范围内。《山河故人》则是更加的私密化，因为它是发生在两个人或者母子之间、恋人之间的情感，它是凸显在前几年的故事，小派的感情故事。

贾樟柯：个人的情况改进吧，因为实际上想拍了嘛，也就拍了，没有想那么多，就想拍一个爱情故事。但是不是一个封闭的爱情故事，是一个在很长时间的维度上看人经历的感情。我拍电影就没有太多规划，想拍情感故事就拍一个。

贾樟柯：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，这个团队没有一成不变的，在一个拍摄的过程里面，导演的创作生涯里一直是在找自己认为最优秀的人，这些人之所以被固定，是因为他们是最优秀的。余力为毋庸置疑，张扬毋庸置疑，林强、半野喜弘毋庸置疑，赵涛也毋庸置疑。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优秀才固定，不是为了固定而固定。我觉得每个导演在拍电影的时候，一定首先是怎么把这个电影拍好，你要找你认为最优秀的人来拍。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最优秀的，如果这些人不优秀，那我觉得我应该换，否则我为什么要找一些不优秀的人来配合我？事实证明他们在整个电影工作者群体中是非常杰出的，大家就一起做呗。这不是说因为哥们儿、朋友，日子久了这种情感才固定班底，那么这就变成以前那种结婚过日子的状态了，两年才拍一部电影，对于过日子来说也太长了，所以肯定要找好的人，最优秀的人配合自己。

贾樟柯：我觉得我一直不承认《小山回家》是我的作品，因为那是一个中篇的学生作业吧，58分钟。那个太幼稚了，那个就是你上电影学院你得交个作业嘛，你得写个作业。它只是一个学生作业。

贾樟柯：我没有这个强烈的感觉。

贾樟柯：对。我很抗拒说我自己是拍大人物还是拍小人物，特别是所谓底层啊，小人物，这些概念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阶级性，这个是我比较觉得不太合适的话。就是对人感兴趣，人富有的，不富有的，健康的，不健康的，人有很多共性，我不会在拍摄的时候或者创作的时候想到要拍一部什么阶级。很自然的这个故事他属于什么样的人，他就是什么样的人。那么《山河故人》也是时间给我们的答案，因为实际上并不是富还是不富，重要的可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，人的生活的变化，生活给予人的不同的东西。电影里同样是一个矿区的，我们看他们还能在一起玩儿，那你能想象这个人成了风投家之后，他们还能在一起玩吗？肯定不能一起玩儿了。就生活同一起跑线带来的命运的变迁，命运的变化来说，这个命运是幸运的，至于他所属的阶层我觉得并不重要。

贾樟柯：家也是一种情感，乡情嘛，就我们除了说爱情、友情，除了情之外还有义。情也有很多种。我觉得中国人，肯定对家乡，对家还是有一种信仰的。所以这个电影并不单纯的是在讲家对我们怎么重要，而是说既然家很重要，我们能不能回家。就好像小董演的这个角色，他连母语都失去了，他能真正回家吗？他回家之后跟妈妈怎么交流？所以我觉得就失去母语你可能就变成一个孤儿，因为你无法跟母亲来交流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语言的忧虑，语言怎么样改造人、改变人，这个没有什么价值判断，说不好，人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是自由的，只是说如果我们很珍惜家的话会觉得可惜。

贾樟柯：对，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孤儿了。

贾樟柯：人看待世界的方法会比较固定嘛。

贾樟柯：其实这个就跟小人物、大人物一样，我从来不管什么剧情、纪录。电影它是一个主题，一个美感，就是你想突出的美感用什么方法能达到，就用什么方法。没有更好的方法，他们是混杂在一起的，是自由的。我觉得影像和电影应该自由，不要把自己束缚在说纪录还是剧情。当然有的电影有现实的原形，他具有一种考据性、真实，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。这个他不代表一种美学上的记录，记录始终是一种美学，它有两个层面，一种是带有文献性的真实性的记录的概念，还有一个，完全是美学性的记录。我的很多电影的记录都是扮演的，都是虚构的，都是营造出来的，是因为它是达到一种我喜欢的美学，而它是虚构的。但是你会觉得他已经记录了。

贾樟柯：我觉得“贾樟柯”什么都不是。

贾樟柯：做自己的工作。

贾樟柯：我的电影都很吸引观众，我吸引我的观众。没有一个导演不希望能吸引观众，因为你要讲述，那你一定要用你的美学来让别人能耐心的听你讲完。我觉得我的电影艺术和我的观众的需求配合得很好。

贾樟柯：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，因为我从来不思考它，它对我没关系。对我不是问题的问题，我从来不思考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回答。这个我不说了。

贾樟柯：对我的生活，对我的创作毫无影响，我为什么要去想这个问题呢？我们去想问题肯定是触动了自己，这些问题触动了我。我从来不思考，就说明这个问题不触动我，我没有办法假装跟你讲一堆我的思考，我是真的没想过，因为我不需要想。

贾樟柯：这个我也回答不了你，因为我的电影都是面向大众的，电影节只是一个起点，最多的时候每个电影发行到50个、60个国家，他们都是要进戏院的，都是要面对大众的。所以我不太能回答你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的电影都是面向大众的电影。

贾樟柯：电影的世界里没有这个东西，谁愿意看谁看。

吕中：你说渠道的问题是吧？

贾樟柯：世界这么大。

贾樟柯：不用纠结国内国际，电影是拍给人看的，谁愿意看谁看，中国人看也行，外国人看也行。这个东西没那么多纠结。一个作品放在那儿，谁看就谁看吧，谁不看就谁不看吧。纠结这个问题怎么去创作？电影工作者就是要去创作，你真的不能连续创作了，你要反思一下怎么样继续，然后能连续创作，创作的态度最重要。我觉得要深度，还要创作，一个作品做完，还有它的缘分，可能在法国有缘的人多，在美国有缘的人多，在日本有缘的人多，那大家有没有缘呢？如果在中国目前缘分少，那就缘分少。总有机缘也会变化嘛，缘分好的时候自然就见到了，世事在变，不用纠结。如果你能很好的解决自己创作的连续性，那么国内国际就是根本不用去想的问题。随缘嘛，但是世界在变化，这个过程里你就等它的变化，就跟人跟人相遇一样，有缘总能碰到。